份子钱的事,杨麟没有拖太久。
菜苗又卖了两回,加上家里零零碎碎攒下的铜钱,二两银子总算凑齐了。他把碎银子称了又称,用布包好,揣在怀里,去找杨德厚。
去之前,他把那张字据也带上了。
杨德厚家在东头,青砖门楼,黑漆大门,门口蹲着两个石鼓,比村里大多数人家都气派。杨麟站在门口,深吸了一口气,抬手叩了叩门环。
开门的是杨德厚的儿子杨文才,二十出头,在县学里读过几年书,没考上功名,回家跟着老子打理田产。他比杨德厚更傲,看人的时候眼睛总是朝上翻,好像谁都不配入他的眼。
“你来做什么?”杨文才堵在门口,没有让开的意思。
“我来找大伯,交修祠堂的份子钱。”杨麟把布包托在手里,让他看了一眼。
杨文才的目光在布包上停了一瞬,侧身让开了。
杨德厚正在堂屋里喝茶,看见杨麟进来,脸上又堆起了那副惯常的笑:“麟儿来了?坐,坐。”
杨麟没有坐。他站在堂屋中央,把布包放在桌上:“大伯,这是份子钱,二两银子。太爷说过的,我们家出二两。”
杨德厚的笑容僵了一瞬。
“太爷说的?”他重复了一遍。
“是。”杨麟把字据从怀里掏出来,放在银子旁边,“太爷还写了字据,说我家的田不卖,谁也不能强买强卖。大伯要看看吗?”
杨德厚没有看字据。他盯着杨麟看了好一会儿,脸上的笑容一点一点地褪下去,露出底下一张冷硬的脸。
“麟儿,”他的声音还是慢条斯理的,但己经没有笑的意思了,“你才六岁,有些事情你不懂。太爷年纪大了,有些事他也管不了那么多。”
杨麟没有接话。
“你知道族里有多少人盯着你家的田吗?”杨德厚端起茶杯,吹了吹浮叶,“你不卖给我,迟早也会卖给别人。到时候,别说二十两,十两都不一定拿得到。”
“那就不卖。”杨麟说。
杨德厚的茶杯停在半空。
“田是我爹留下的,”杨麟的声音不大,但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,“我留着种,饿不死。卖掉了,就什么都没了。”
堂屋里安静了一会儿。杨文才靠在门框上,抱着胳膊,用一种审视的目光打量着这个六岁的堂弟。
“种地?”杨德厚放下茶杯,笑了一声,“你一个六岁的娃娃,拿什么种?你娘那身子骨,能下地吗?”
“我能。”杨麟说,“大伯要是没有别的事,我先走了。”
他转身往外走。
“站住。”杨德厚的声音从身后传来,带着一股冷意。
杨麟停下脚步,但没有回头。
“银子我收下了。”杨德厚的声音恢复了平静,“回去跟你娘说,族里的事,不用她操心。让她好好养着,别想太多。”
杨麟没有再说什么,迈步走了出去。
走出杨德厚家的门,他才发现后背出了一层冷汗。手也在抖,他攥紧拳头,强迫自己镇定下来。
刚才那一幕,比跟野猪面对面还紧张。
但他知道,这一关算是过了。至少暂时过了。
回到家,周氏正在院子里择菜。看见他回来,连忙站起来:“给了?”
“给了。”杨麟把字据重新收好,“大伯收了。”
周氏松了一口气,但脸上的愁容并没有完全散开:“麟儿,你大伯那个人,不是那么好打发的。你今天顶撞了他,以后……”
“我知道。”杨麟蹲下来,帮她一起择菜,“娘,咱们不能一首靠忍让过日子。忍了一次,就有第二次。忍了十年,就得忍一辈子。”
周氏的手顿了一下。
“可是……”她犹豫着,“咱们孤儿寡母的,能怎么样呢?”
杨麟没有回答。他在想野猪岭。
那个山谷,那片溪水,那些野草和树木,一首在他的脑子里转。他知道,那里才是出路。但他也知道,现在还不是时候。
还需要时间。还需要准备。
日子一天天过去,春天彻底来了。
田里的麦子拔节了,绿油油的一片,在风里沙沙地响。杨麟每天都会去田里转一圈,看看麦子的长势,拔拔杂草,有时候还会蹲在地头,捏一把土放在手心里看。
周氏觉得儿子越来越奇怪了。
一个六岁的孩子,不喜欢跟同龄人玩,不喜欢爬树掏鸟窝,偏偏喜欢蹲在地里看庄稼。有时候一看就是半天,嘴里还念念有词,不知道在说什么。
但她没有阻止。她发现,自从病好了之后,儿子就像换了一个人——懂事、沉稳、有主意。以前那个胆小怕事、见人就躲的麟儿不见了,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说话做事都像大人的小大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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